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 之后的新一波发展过程中, 来自日本、韩国的资本大量进入, 欧美资本仍然很少。

二是他们不像中国工人那样愿意努力学习技能。中国品牌学会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经常向来中国采购货物的外国商人发调查问卷，题目是您所熟悉的中国制造业著名品牌。

这告诉我们，对就业和民生的投入有利于长远发展，是很值得的。这两种转型的叠加在世界上没有先例。一是让产品更加个性化，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第三，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在双重转型过程中，把大锅饭打破了，把铁饭碗打破了，如果就业问题不解决，民生没有得到改善，社会就不稳定。

答案只有一项最多，就是茅台酒。进入 厉以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在多党制下, 不同政党或者不同的利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来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 因此阻力比较小一些。

同样, 特区在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 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很简单, 要进行体制改革, 就要触动体制背后的既得利益。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特区很容易理解, 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很多国家都试图实行开放政策, 但外资仍然不进来。

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 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在80 年代, 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 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

要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特区 这一特有的制度形式也说明了特区 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要通过政治运作而实现。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 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的走出去 阶段。与此不同, 民营企业的走出去, 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 但其更有效。

可以说, 特区见证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有助于中国下一波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 尤其是像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如果继续的全球化是必然, 那么人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继续受惠于全球化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第一, 特区可以确立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及其在优势之上的经济交易。

在一个宏观的层面, 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不仅仅是特区本身的事情, 而且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或者排头兵。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今天, 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经济特区是分不开的。

国有企业走出去, 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 困难重重。而既得利益的成长又使得改革越来越困难, 因为既得利益具有足够的动力来维持和扩张自身的利益。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 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 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 继续请进来、在继续接轨 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 走出去成为国际事务的一个主要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必须选择更加有效的改革策略, 那就是体制创新。比较优势和资源有效配置纯属一般经济学常识,但要在实际世界中实现这两个价值并非容易。不过, 谁都很清楚, 这样的情况是维持不下去的。不过, 中国是一党执政, 这方面的阻力尤其强大。在20 世纪80 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 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 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接轨 创新改善了特区的体制,而特区体制又转而在国内产生扩散和复制效应。从内部来说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

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 之后的新一波发展过程中, 来自日本、韩国的资本大量进入, 欧美资本仍然很少。因此, 通过设立特区的方法可以避开现行体制和利益,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体制创新。

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就中国来说,设立特区 需要克服至少三个方面的阻力。

意识形态的阻力, 任何国家都存在。特区在这个过程同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这一波全球化在为各国带来财富的同时, 也增加了世界的不公平性。为了维护和增进个人政治权力利益, 人们往往用意识形态使得自己的抵制合法化。

第二阶段是接轨 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90 年代围绕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所展开的。经济特区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一些国家从全球化过程中受惠巨大, 另一些国家则是受损; 一些国家越来越富, 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穷。和任何资本一样, 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

没有这两种动力的结合, 接轨 便是不可能的。接轨 来自两方面的动力。

第一阶段就是80 年代的请进来 政策。问题在于, 每一个重大体制背后(例如国有企业、银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学, 等等) 都是巨大的既得利益, 要触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谈何容易! 尽管人们可以豪言壮语地说要改革既得利益, 但一旦真正触动了既得利益, 改革者本身就往往首先败下阵来。不过, 到了今天, 人们应当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有一个新的认识。近年来, 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都在谈论体制改革,呼吁体制改革。

同样是因为全球化, 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 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 贫穷。但实际上, 民营企业的走出去 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

早期华人资本的技术含量比较低, 后来进入的欧美资本的技术含量则较高, 但如果没有早期华人资本的进入作为基础, 也很难有后来大规模的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进入。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也必然阻碍新利益的产生。

如果说特区 是创造新利益, 那么必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既得利益产生负面的影响。欧美资本的进入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